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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秋季第一次宏观研讨班:Social Norms and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hina

文章来源: 发表时间:2018-09-28 16:42:53点击次数:

本网讯(通讯员:陈亚会)9月27日晚,澳门皇冠体育2018年秋季第一次宏观研讨班在澳门皇冠体育402会议室举行,我院教师徐长生、易鸣、叶巾祁参加研讨。经济系讲师陈茜汇报了工作论文《Social Norms and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hina》。

陈茜老师首先进行简单自我介绍,包括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方向以及工作经历。然后开始进入文章汇报。她提到通过观察,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城市的劳动参与率出现骤减,数据显示从1988年到2006大概下降了10%左右,尤其是后半段下降幅度较大,其中,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变化变动明显,因此可以认为后期的变动主要是由于女性参与率的下降导致的。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却呈现上升趋势。回顾文献,主要是因为女性的教育和实际工资提升、迎来家用电器的机器革命以及服务业的扩张。中国女性也面临同样的社会经济变化,但是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为下降,这个问题引起了她的兴趣。现有文献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主要有:1、家庭结构的改变,即与父母同住的状况;2、育儿系统的变化,可能会提高女性外出就业的机会成本;3、房价的上升,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收入效应。陈茜老师提出在中国,社会规范可能会对这一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陈茜老师指出,文章中所用的社会规范是指男性在青少年时期其母亲的就业状态会影响男性的性别角色偏好以及做家务的效率进而影响其配偶的就业选择。

也就是说本文的结论是社会规范会显著影响中国城市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即由非工作母亲养大的男性具有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而且做家务的效率比较低,而有着非工作婆婆的儿媳的劳动参与率相对也低。这一观点在Fernandez等人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得到支持,这篇文献指出婆媳之间的就业状态是正相关,并提到偏好渠道和禀赋渠道两个传导机制。因此,本文的贡献在于:1、研究转轨经济中中国社会规范是否会对城市女性劳动参与造成影响;2、为2004年这篇文献的两个传导机制的理论模型提供了实证检验。

然后,陈茜老师介绍了理论设计和实证部分。首先是检验婆媳之间就业的正相关关系,即根据婆婆在其丈夫青少年时期的就业状态设置虚拟变量,并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来检验其他的解释,如,宗教、原生家庭的财富状况,以及地域变量等。其次,对于两个传导机制,偏好渠道是指男性成长过程会受到母亲就业状态的影响,改变对于性别角色分工的看法,文章是以问卷受访者对于是否男性以事业为重、女性以家庭为重以及经济萧条时女性是否应该首先被辞退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来替代。其次,若男性的母亲在其青年时代为工作状态,则该男性不会反感配偶外出工作,这一机制是利用女性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是否会给男性带来幸福感来检验,其中该部分模型中的交互项代表这种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取决于婆婆以前的工作状态。对于禀赋渠道,则是指青年时期其母亲工作的丈夫会更倾向于做家务,且效率更高,文章使用问卷中女性从事家务的时间来替代。

陈茜老师还介绍了数据库CGSS,指出对于本文最重要的是问到了男性14岁时其母亲的工作状态;与此同时CFPS也包括该问题。因此该研究同时使用了这两个数据库。最后实证得出的结论是两个数据库的结果相似,使用CGSS估计结果,若女性的丈夫是由工作的母亲养大,则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会增加15个百分点;CFPS的估计结果类似,而且在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控制变量后都仍显著。对两个传导机制的检验结果也如预期的一样。最后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陈茜老师提到先是检验了一些潜在的特征,如女性的事业心、技能差异等,并使用该已婚女性公公的就业信息,替换婆婆成解释变量,还使用女性自己母亲的就业信息,控制家庭背景相似性以及价值观相同的影响,结果都支持原结论。最后还检验是否婆婆对儿媳有直接的影响,即婆婆是否有较高职称这一虚拟变量,认为有高职称的婆婆会对儿媳有一定的正向指导,但是结果不显著,也排除这一影响。最后稳健性测试得出其他的影响渠道不重要,主要还是母亲通过影响自己的儿子来影响儿媳的就业选择。最后得出结论,即证明了之前文献中的婆媳就业的正向关系在中国也能找到,并对文献中提到的两种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

陈茜老师与参加研讨班的师生进行了互动,并针对相关提问做出了回答。叶老师指出数据中青年时期的女性参与率的下降可能是因为教育参与,并询问数据库能否得到劳动力参与率,陈老师提到问卷中有问题可以进行判断,并指出本文的研究对象是30到50岁之间的女性,所以可以基本排除教育的影响。她还指出由于受调查问卷中问题的限制,有许多问题并没有找到很好的工具变量或是解释方法,比如李磊同学提出的在稳健性检验中可能使用公公收入这一变量会好过是否工作,刘丽华同学提出的夫妻之间存在互选这一内生性问题,没有找到较好的工具变量去解决等。邹建文同学还提到数据的样本量不够,可能会导致一些实证检验的结果会出现不显著;陈老师提到由于研究开始较早,没有进行后续更新,但虽然样本量不大,相关稳健性检验却证明并没有区别。易鸣老师提到第二个作用机制也可以理解成比较优势,即丈夫受母亲影响导致不想做家务,而导致可能会在做家务上有比较优势;陈老师提到会考虑借鉴等。

最后陈茜老师就她的学习与研究经历给大家介绍了几个劳动经济学相关方向的数据库,并分享了在做实证研究时如何寻找好的研究点以及自己接下来的研究方向,还强调了数据在实证研究中的重要性,给大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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